米乐m6米乐m6米乐m6记得在县高小读书的时候,同邑就有好几个留美预校的学生,第一次英文科赵会午,德文科王维斯、梁灿英,第二次英文科梁朝宗与张世贞。还有在北师大及清华学校就读的王公度、王公裕。他们寒暑假返家时,都是制服革履,神采飞扬,令人羡慕不已。我被祖父鼓励,时常怀抱当洋学生的野心。
民国七年(1918年),看到留美预校招生的广告,就取得祖父及父亲的同意,连同七位同班,随着领队王老先生,到开封去就考。那时我不满12岁,首次离家远行,又是第一次坐火车,心中激昂,惊喜交集。王老先生年约60岁,是一位善谈的人,他从40岁入泮以后,每隔3年,就到开封应试秋闱,虽说未曾发达过,但就经验而论,却极为丰富。可惜科举早已废止,大非昔比,所以他的谆谆告诫,及许多应试规矩,都未派上用场。不过对于他的殷勤照顾,妥善领导,绝对不会忘记。
留美预校的校舍,就是原来考试举人的贡院,加以改建而成。大门口上方,悬有一个白底黑字长匾额,上书“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”十二个大字,据说是当年建校时,河南教育司司长李敏修(汲县人)老先生的手笔。校门口有一广场,靠南建一高墙,叫做“迎壁”,秋闱标示,所有告白,亦张贴此处。
初次参观校舍,看到贡院残留的一排一排秋闱试场,上边嵌有“天地玄黄”等字样,每排20间,每间约8尺深,4尺宽,中间横置木板,作为书桌,下放一木凳。唱名入号时,每人一间,把考试文具及三天食品,放在上面,坐进去,前面只有进出通路,仰首仅一条空际。号内每留有举子联语米乐m6登录入口,有的写“未登青云路,先进枉死城”,有的写“眼前三尺地,头上一线天”,又有“墙外蟋蟀叫,夹道萤火明”,这都近乎厕所文字,不留名号的。单看以上三联,不难说明举子们入场时的环境、时令及情绪。但我们的试场,却分别在几个新式教室内举行,试题发下之后,就看到一位身穿长袍马褂、分头革履的年轻先生,进入试场。他手拿私章,在每个考生试卷上,盖上印记,大约是预防有人掉换的毛病吧?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校长李敬斋先生。考试分两次举行,第一次为初试,录取310人,第二次为复试,录取87人。两次试题,都是国文、算术、本国史、地等科目,我侥幸入选。
学校方面,对于这批未成年的孩子们,照管无微不至。医药卫生方面,聘有专门医生负责,设有澡堂诊所。伙食方面,可以自由组织,校方不加干涉。不论是以面食为主,或以米食为主,都能自主选择。通常两桌16人,一日三餐,定时开饭。此外尚有一个“包伙”,是招来外商包办的,等于校内一个餐馆,专作招待来宾、本校职教员,亦供同学零食之用米乐m6登录入口。
提到作业概况,可用“管训谨严,教导有方”来形容。每天8小时的睡眠,6小时的课程,3小时的自修,2小时的体育,加上三餐与课外活动,都紧缩在一天24小时之内。每天的生活,像走马灯一样,从寝室、饭厅、教室、操场,转来转去,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。惟独到了星期日,准许外出一天,自由活动,才能把一周的紧张心情,加以调剂。
像留美预校的教职员,就我所记忆的,不下50余位,外籍人员占l/3,因限于篇幅,不能一一记载,仅提出4位,分述于后:
第一位是国文老师魏松声(春源)先生,河南正阳人,清末拔贡,国学深邃,见解新颖。他讲授春秋左传、先秦诸子。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,从他的口中,时常听到孙文学说及撮要。课堂上经常有讥评时弊,提倡改革的宣传。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,他必有所触、发为议论。他主张革命运动,应把落伍的统治方式,加以消灭,对于历史文化的优点,继续发扬。关于此点,他用“八股文体”作一比喻。
他说,什么是八股文?恐怕了解的人不多。它的根源既深且久,无须多说,但就日常讲话说起,就会明白。会讲话的人,一开口必先有一个题目,然后,加以解释,为了容易让人相信,最好加用比喻,作为旁证,最后复述立场,作为结束。这在文章作法上,叫做“起承转合”,一般私塾老师们,对开讲(开始做文章)的学生们,多数引用“人生于世,必孝父母,不孝父母,非为人也”,来解释起承转合的用法,在明朝未用八股取士以前,作文的法则,也离不了起承转合的规矩,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就是同样的意思。
到了明朝采用八股取士,把起承转合之外,加上三股比喻及一段总结,以收锦上添花、拍马要响之效。一篇文章,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提比、虚比、中比、大结、八股,并且规定文章字数要在六百字左右为准则。皇帝用此香饵,诱使全国精英,在这条窄路上,拼命谋求一官半职,禁锢邪魔外道,所以顾亭林说八股之害,甚于焚书。
清朝虽被推翻,八股亦遭废弃,但八股文本身,仍有利用的价值。换句话说,我们反对的是用八股取士的制度,而非八股文体,要想讲话有条理,辩论有法则,写好文章,吟诗填词,非明白八股文的奥妙,自由运用不可。我们对于魏老师的学识与思想,极为倾倒,所以在毕业同学录上,排位仅次于校长。
第二、三位,是事务长陈堂(镜三)先生及学监朱龙章(骧亭)先生。陈先生是舞阳人,朱先生是鹿邑人。两位都是清末宿儒,但不教课,专门负管理学生的责任。不论课内课外,自修操作,他二位都和我们形影不离。他们分住两排宿舍的第一室,每天早起点名,就寝查斋,把学生们管得服服帖帖,连高声说笑都不敢。处在这种威力之下,我们熬过了五个年头,在当时不免由怕生恨,但事后回想,才悟到诸多良好习惯,不都是在此严格管理之下所养成的吗?
第四位是唐河冯景兰(淮西)先生,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毕业。民十二年(1923年)在校开一门地质概论,把地球史、矿物学及古生物学,作一个撮要讲授。这个使我们着了迷,特别是笔者个人,竟奠定了我后半生在美国研究和就业的范围。改制大学后,我曾当过他的短期助教,又随他到太行山采化石,不久他转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。胜利后我们在北平又见了面,他还约我们到清华科学馆内,整理他的书籍和化石。我赴美后,曾数次函索他的照片,以便陈列案头,但因内战关系,许久不见回音米乐m6登录入口。1978年11月9日,北京中国科学院李孝芳教授(亦冯师学生),来美开会,我们会晤于农业部办公室内,承她相告,冯先生已于1977年去世了,人生离合,竟是如此莫测!
留美预校自建校伊始,对于体育,即极为重视,每日课余,即被赶到操场,分组练习运动。因此在球类、田径、团体操,及武术各方面,都有相当成就。其中足球称雄全省,并且驰誉华北,又曾参加武昌举行的全国运动会。
据悉,本校体育风气,首先得自早年所聘德籍教师林德迈及夏特二人。他们除了教课之外,又擅长足球与器械操。我们第三次英文科入学之时,德文班恰好毕业,德籍教师期满解聘。但在运动场储藏室内,还保存大批棍棒、哑铃、球杆、弓箭,及操场上架设的浪桥、木马、平台、吊环、单双杠、秋千等。我们后继有人,续聘各项体育专家潘知本、应翔、顾平立、周宪,及武术教师孙凌云等,加紧训练,乃能发扬光大。民十三年(1924年)河南省运动会举行于开封,本校大出风头,获得盟主资格。次年参加华北运动会,本校选派田径健将赵云道、刘可游、李钟造、李振云,赴津与会。球类比赛在北京举行,本校足球队首战清华,不一刻钟,即由笔者射入二球。此后又代表华北,参加湖北武昌之全国运动会,为本校体育全盛时期。
人在发育期间,求知欲与时俱增。校方在课程方面,虽已排得紧紧的,但在课外,仍有各种组织。最著者为三育研究会、音乐会、军乐队、新旧剧社、武术团等,就个人兴趣,三五成群,自动研习。赵豫章、牛葆恒、尚芳、樊郁、林达美、王之宇等,都是其中台柱。笔者与吕培咸的双人火棒,加配音乐,亦常列为集会余兴。
校外活动,约分两种,文化性与悠闲性。诸如青年会、中华科学宣讲队,及名人讲演等,都属于前者,至于访友、游览诸活动,乃属于后者。当年开封教育界,并无联合组织,间有所谓名人辈到达,都是由各校自行招待,随时讲演,例如徐旭生、余家菊、曾琦、李大钊、萧楚女等,我们都曾听过。惟独在民国十一年(1922年)秋季,敦请梁启超先生讲学,乃是各校有组织的举动。主其事者为第一师范校长谷怀芝先生,地点在丰乐园(原马戏园,可容两千观众。昔年老伶工如汪笑侬、盖叫天、刘奎官等,都是发迹于此)。事前散发启事,请各校按时参加听讲。学生们都震惊于梁氏与胡适论战的威望,无不踊跃参加,每次全园爆满。
首次在未开讲前,谷校长还借机宣传禁止烟赌,日货等开场白,然后介绍梁氏上台。他身穿米色长衫,清瘦体格,手持羽扇,步上讲台。题目似乎《中西文化的特质及其异同》,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讲演。梁氏声调不高,又无扩音设备,所以全场鸦雀无声,静听高论。不料从东北角二楼上,突然发起嘘声,继之以鼓掌喝倒彩,弄得全场惊愕,连梁氏亦愣在那里。经查询后,原来是楼上听众,瞥见某校长在后台吸烟卷,因而立即起哄。小小误会,旋即平息,讲演照常继续。
次为悠闲活动,凡是不被动而脱离约束的活动,即属此类。上边说过,本校管理,极为严格,从周一到周六,均无喘息机会。只有星期日,准许外出一天,晚八时以前仍须返校,否则记大过一次,三次开除学籍。每逢星期日,我们就成了脱缰野马,三五成群,随意乱跑。开封附近,可供消遣的地方虽多,而我们常去的地方,却是相国寺。
相国寺创于北齐天保六年(555年),原名建国寺,唐睿宗时,改名相国寺。宋至道二年(996年)重建,额曰大相国寺。每月开放五次,为交易场所,辽使入觐,诣寺烧香,故此相国寺不特为寺廛之辐辏,亦为外交上之重镇。清乾隆重修,赐名古汴名蓝。民国后,变为游艺场,食堂林立,百货杂陈,马戏杂耍,旧剧新腔,相声口技,应有尽有。每日人潮鼎沸,熙来攘往,几可比拟北京之天桥,及上海之大世界。
星期日自由活动,晨起盥洗后,即枵腹就道,不是访友,就是到鼓楼街的桂香斋与天香泉。吃饭洗澡之后,就溜到相国寺,投入有看有听的所在,尽情消磨下去。京韵大鼓,河南坠子,马戏魔术,对口相声,随意欣赏。连那个让你笑破肚皮的“唉,唉,说一个,说一个大姐年十七……”号称“十二能”的独口相声,也不错过。等到日薄西山,方才飘飘然,兴尽而返。有次遇到一位教师,也是相国寺的游客,问他游相国寺的感想,他说“人生为四面投射的靶子,知识乃八方汇集的总机”,颇有见地。这位老师是教授世界史的杜秀生先生。
本校自民国元年(1912年)九月成立,至民国十二年(1923年)三月改制,短短的12年之内,共招收5届8班——英文科3届,德、法科各1届,造就了261名毕业生,据有纪录可查的为214名,其余47名,不是较早亡故,就是失去联络。毕业后的出路,为留美45人,留德15人,留法、比各9人,留日4人,留苏2人,合计84人,为留学32%。其余分别入国内各大学深造者,为130人,占50%。国内外总计为82%。这个数目,近于优等成绩。
本篇文字,是追述70多年前的旧事,落笔挥毫,全凭记忆,难免有遗漏、含糊、偏颇,或独断之处。幸有同班至友赵云章、赵豫章,二位学长,聚居临迩,或晤面畅叙,或电话交谈,对于所述诸事,颇有印证,为本篇增光不少。倘仍有不周之处,本人应负全责。
目前本校校友尚活跃于国内者,约30人左右,人生苦短,聚会无期,回首前尘,感慨无限,谨在天涯海角,遥祝各位健康。